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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纣王的组织动员能力怎么样？

商纣王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帝王，简单说说吧！

据说商纣王被黑的挺惨的，被后世成为纣王，本身就是一种蔑称，不过没办法，谁让他是亡国之君呢。

在商朝时，他的正式称呼是帝辛，在任期间也是一位挺有作为的首领。南征北讨，开疆拓土，周边许多方国都服从商朝的管理。

商朝的灭亡，跟周武王的突袭策略有很大关系。当时帝辛的大军正在东边作战，周军突然杀到，帝辛只好匆忙组织一群奴隶和囚犯与周军对敌。这些奴隶和囚犯本就对商朝不满，才有了临阵倒戈的发生。帝辛宁愿自焚也不愿意投降，商朝灭亡。

从这些零散的记载来看，帝辛应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，不然也不能统领大军四处作战。但是，他对周国太掉以轻心了，结果身败国亡。

关于商代的历史，今天是很难考证的。比较靠谱的，是孔子编撰的《尚书》。

但我们要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，不可能具备唯物史观。他只能通过流传下来的文献和自己的政治立场、道德标准来撰写，必然出现偏颇之处。

原因可能在以下两点：

一个是基础史料很可能出现了篡改。武王灭商之后，商人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被周王族亲信加以监管，结果爆发了三监之乱，所以篡改史料，防止商人造反有一定的必要性。证据也比较明显，比如商纣王在牧野之战仓促间投入70万奴隶，这明显不可能。要知道70万人从组织起来，装备武器，配给给养，以商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没有可能性。

一个是价值观不同。孔子处在春秋末期，距离商代灭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，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。商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（存疑），奴隶制国家的特点就是外张型，需要不断的通过对外战争获取奴隶来增加生产力，而孔子处在春秋时期，中国已经转向为农耕为主生产方式，孔子回看商朝历史，自然就就得出了商纣王穷兵黩武，劳民伤财的评语；同样，奴隶制国家一大特点就是奴隶主阶层的穷奢极欲，奴隶主对奴隶有绝对的权利，奴隶等同于牲口，甚至不如牲口，奴隶主不会考虑奴隶的生存环境，这批奴隶压榨死了，通过战争，还会有新的奴隶补充。而孔子所处的时代，作为生产力的农民相对于奴隶已经精贵起来了，地主不能像奴隶主那样农民再当做牲口，所以在孔子看来，商纣王的做法就是毫无人性，不顾国家；夏商两代之前是部落社会，从父系社会开始，女性的政治权利就开始丧失，但不意味着女性政治地位一开始就向后来那么低下，商代妇好就证明了商代女性应该还具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，那么孔子看来，商纣王的就是听信妇言。

《尚书》对商代记载，更像是今天很多人说清朝，清朝要是不搞闭关锁国怎么怎么样，不搞文字狱怎么怎么样，没有乾隆、慈禧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得出清朝愚蠢，断送中国近代化进程等等的结论。这不讲历史逻辑啊！（我不是清粉，但希望更多的人客观冷静的思考一下，中国近代的屈辱是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？清朝中后期政策是否延承了我们内向型文明的内在逻辑？）

至于为什么教科书上依旧延用《尚书》的说法，因为没有比《尚书》更为准确的说法，商代离我们太久远了，文字记载上，除非我们发现新的甲骨文明确记载，否则就没有比《尚书》更为贴近商代的文字佐证。物证更难以找到，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。而且《尚书》的说法，我们已经延用了两千多年，除了有颠覆性的考古发现，我们教科书上的纣王只能是昏君，这个说法至少还有《尚书》支撑。

生活中待人待事， 我们往往会有一种思维定势，比如放浪形骸，习惯跟不务正业联系在一起；比如地痞流氓一定花心；比如金多钱多一定三房四妾等等。对于商纣王，传统历史对他的印象并不友善，因为他宠幸妲己，致国于不国，致民于不仁，酒池肉林，生活糜烂，最终国亡身死，这样的人谁还会同情？

但是对于商纣王的信史主要是根据儒家经典流传下来的文献，我们都知道儒家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传道授教，约束人性，里面很多教材看似取材于历史典故，但也不排除虚构的成份，自古以来历代学者早已开始说疑。

自从甲骨文出土后，商朝历史才逐步被揭开神秘面纱。尤其从商武丁以来，大量的甲骨卜辞记录着商代中后期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信息，使我们对商代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，也大大填补了商史空白，甚至推翻了流传三千年的正史。于是出现了为一些反面人物平反的议论。那么商纣王自然是特别重要的一位。

且不说他私人生活上的各种腐败，这个至今也没找到甲骨卜辞类似说法，也没有为他拨乱反正的言论，但是卜辞中却有他征伐东夷的记录，这与史书中“纣克东夷而殒其身”的说法相吻合。商纣王晚期，确实经历了大量的战争，国力的大量消耗，加上人民的怨声载道，这恐怕才是他丧国最直接的因素。

卜辞记录，商代晚期帝乙、帝辛两代征伐东夷长达十年之久，为什么要征伐东夷？原因很简单，东夷是商朝的东大门，东夷集团势力的猖獗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，当然也不排除开疆拓土的野心。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说：“纣之地，左东海，右流沙，前交趾，后幽都。”疆域已经很大了。应该说，纣王时代，商朝的疆域空前辽阔，它的迅速衰亡跟前期毫无节制的扩张有关。

商纣王失败的因素暂不研究，单就军事才能而论，商纣王是绝对有资格担当的，不然不会有这些成就，连《左传》中也说：“纣之百克而卒无后。”百克，就是百战百胜，肯定了商纣王的军事天赋，尽管左史官说这话旨在讽刺商纣王因好战而亡国的事实。

一个离心离德的人是不可能打胜仗的，具有军事天才之能的人，都是擅长利用人才的人，自然也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，若不懂得安抚部下惠利士卒的管理窍门，将士们也不可能替你卖命。商纣王的私人生活作风也许是有问题，但这个不影响他在军事上的运筹和决策。

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名将，哪些名将称得上不败将军？

历史上是没有所谓“不败将军”的，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比如四大野战军司令员之中，彭总有陇东西府战役之挫，粟裕有南麻战役和豫东战役第二阶段之败，包括林总也有四平街的两次不堪回首。总体而言，在较大战役中确实立于不败之地的，其实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元帅。

（青年刘伯承元帅）

西府战役，彭总差点毙了擅自撤退的新4旅旅长，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华野撤退北渡黄河时，纵队司令陶勇的回忆是“比长征还艰苦”，四平街就不用说了，让廖耀湘和陈明仁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。但是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大型战役中，刘伯承元帅几乎没有什么严重的战役指挥失误，堪称不败。

许多军事爱好者忽略了刘帅在长征时期的重大贡献，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员，刘帅始终率部担负开路先锋的任务，强渡乌江，巧渡金沙江，飞夺泸定桥，与小叶丹结盟过彝区等等，刘帅都是在第一线亲力亲为。抗战爆发后，由红四方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129师，以刘帅为师长不仅有政治因素，这位“军神”在长征路上表现出来的指挥艺术，也是加分项。

（抗日战争时期）

刘帅是战术大师，《亮剑》里的七亘村“叠伏”就是其指挥艺术的体现，再如响堂铺伏击战（干掉鬼子180辆汽车）、神头岭伏击战（歼灭鬼子1500多）、长生口伏击战都是他的战场佳作。129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，只带了一个旅部、三个作战团（769、771、772）和一个教导团，所以陈赓将军386旅的所有大规模战斗，其实都是在刘帅的直接指导之下。

仅仅四个主力团的兵力，第129师用三年的时间发展到接近50个团（百团大战129师共出动46个团），开辟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，能够成为几大军区中实力最强的一个，刘帅功不可没。其实晋冀鲁豫军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是兵力最强的，野战军加地方部队有42万之多，只不过，只有四个主力纵队参与了千里跃进大别山（另派往东北25个基干团）。

（解放战争时期）

上党战役、平汉路战役、定陶战役、鲁西南战役，晋冀鲁豫野战军驰骋中原大地，直接牵制着敌“郑州绥署”的全部和“徐州绥署”的一部兵力。在华东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，是刘帅率领改称的中原野战军拖住了邱清泉整5师、胡琏的整11师等王牌部队，使其不能经常性出现在苏鲁战场，而1947年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更是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。

在大别山区的斗争是中原野战军最艰苦的时期，刘帅指挥的四个纵队拖住了白崇禧指挥的33个整编旅，其中包括整11师和桂系第7军等精锐。国军在山东战场经常兵力不足，正是中野用巨大牺牲换来的，试想一下，如果这33个整编旅有一半能够增援山东，华东野战军不可能恢复和发展的如此之快（指七月分兵以后）。

即便是被白崇禧指挥优势兵力围剿期间，刘帅也没有出现过重大指挥失误，中野在频繁的战斗中虽然减员很大，但是并没有整建制损失的记录，这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，严重缺乏重武器的中野十几万人马，还能够包围住拥有12万大军的黄维兵团，这是何等的强劲？

“瘦驴要拉硬屎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拼光中野也是值得的”，这都是刘帅的战斗动员口号，马瘦毛长的中野在刘帅指挥下，配合华野取得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。渡江战役后二野直插浙赣线，配合三野解放华东诸省（二野是战略预备队，准备对付可能的武装干涉的），刘帅兼南京首任市长，之后接到了经略大西南的任务。

（刘伯承元帅）

第二野战军仅以两个兵团为主力（陈赓兵团配属四野指挥），在四野和一野一部的配合下，以不到60万的兵力，全歼西南地区90余万残敌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，足见刘帅的大兵团指挥能力。回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战斗，刘邓大军几乎是无役不胜，这才是不败之将统领的百战之师。

天下大定后，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请解兵权，转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，致力于我军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教育，其高风亮节和广阔胸襟， 实军人之楷模。

（刘司令员检查战士武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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